西方傳媒在對象國政權更迭中扮演什么角色
馬越舟
從蘇東劇變到中東歐國家的“顏色革命”，在最近10多年來世界上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權更迭事件過程中，西方傳媒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西方傳媒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具体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筆者根据“政權更迭”的不同階段，總結歸納了西方傳媒扮演的8种角色。
一、“民主”推銷者
利用媒体向對象國民眾灌輸民主、自由觀念，是西方對其實施政權更迭的第一步。顛覆目標一旦被鎖定，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台、自由亞洲電台等西方傳媒就開始登台，扮演“民主”推銷者的角色，細水長流地做滲透工作，以動搖對象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根基。尼克松曾經說過：“要使西方的信息穿過每道极權主義的屏障，逐漸侵蝕蘇聯制度的基礎，就像滲透的水可能侵蝕一個監獄的基礎一樣。”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洋洋得意地評价蘇東劇變說：“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在無形戰場上最成功的胜利。”現任美國總統布什放言要在全球范圍內推廣美式民主。隨著大眾傳媒特別是國際互聯网的迅速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技術优勢，其傳媒作為“民主”推銷者的角色將更加明顯。
二、顛覆信息傳播者
隨著對象國意識形態和文化根基日漸被動搖，西方媒体開始大肆傳播顛覆性信息，挑撥是非，破坏這些國家的穩定，“促進它們的人民和政府之間產生磨擦”，“煽起民族主義的火焰，鼓勵宗教感情的复萌”（美國之音前副台長尼古拉德斯語）。在蘇聯，西方媒体借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机會順勢而入，利用合法身份不斷興風作浪，呼風喚雨。它們“揭發”波羅的海三國在歷史上是被“瓜分”而非“自愿”加入蘇聯等“歷史空白點”和“陰暗面”，造成民眾思想混亂，對政府產生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和反感，致使蘇聯國內外形象嚴重受損。
在立陶宛處于政權更迭的關鍵時刻，國內兩派斗爭呈膠著狀態。美國媒体不失時机地傳遞了其政府支持該國反對派的信息，瞬間激化了立陶宛國內紛爭，最終導致立陶宛第一個脫离蘇聯。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過程中，美國媒体同樣在關鍵時刻，向反對派表達美國政府的支持，鼓勵他們繼續鬧下去，不達目的不要罷休。
三、謠言制造者
當“革命形勢”出現后，西方傳媒變得更具進攻性。制造謠言、混淆視听、攪亂局勢是它們的慣用手法。羅馬尼亞的“蒂米什瓦拉事件”是一個典型例證。1989年12月，法國几乎所有媒体都大量報道在蒂米什瓦拉發現大屠殺現場的消息，并配以圖像，其中有母親被剖腹并与嬰儿死在一起的照片。這些新聞和照片被自由歐洲電台等傳播到羅馬尼亞全國各地，羅民眾群情激憤，憤而起來反對當局。法國《解放報》的一篇文章后來透露了這一事件的真相。原來這個大屠殺現場是偽造的，照片上尸陳遍地的慘狀是由從公墓挖出的19具自然死亡者的尸体擺布而成。“母親与嬰儿”照片是把一個出生兩個月后病死的嬰儿同一位与她毫不相干的、早一個月前因酒精中毒死亡的婦女放在一起构成的。文章還援引法國一位記者的話說，盡管明知報道不真實還是傳播了，這是“為了讓革命成功”。
在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青年為紀念愛國青年奧普列塔被納粹殺害50周年舉行游行時，反對派讓人冒充查理大學物理系學生馬丁·什米德躺在大街上裝作被打死，一位名叫德拉耶斯查的婦女把這名“大學生”被“打死”的消息告訴反對派記者烏赫爾，烏赫爾轉告路透社駐捷記者讓多夫斯基。路透社及西方其他輿論工具立即廣泛傳播，“輿論都被動員起來反對當局”（法國《快報》語），布拉格11月20日出現了20万人大示威。盡管當局曾迅即出來辟謠，讓什米德在電視上露面、講話，但西方媒体對此卻不予報道。當局的辟謠竟不敵它們的謠言攻勢！
在烏克蘭大選的關鍵時刻，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在烏高等法院判決重新選舉的第二天，把“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被人下毒”的長篇報道放在頭版頭條位置，把高法判決的消息后置。用意很明顯：矛頭指向親俄的候選人亞努科維奇，為尤先科爭取“同情票”。尤先科當選之后才有人“發現”，做出其“被人投毒”結論的是奧地利某醫院的一位“神秘”的烏克蘭醫生！
四、“形象”塑造者
西方媒体在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中還扮演著“形象”塑造者的角色。它們一邊竭盡所能地“抹黑”當權者，一邊又不遺余力地美化反對派。在東歐劇變初期，美國媒体不吝筆墨，大張撻伐匈牙利的卡達爾、東德的昂納克、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等共產党領導人，攻擊他們“思想僵化”、“保守”、“教條”、“反對改革”，煽動這些國家的民眾起來造他們的反，革他們的命。与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媒体對各國反對派精心包裝，大加溢美之詞，以幫助他們爭得民心。波蘭團結工會的瓦文薩、捷克斯洛伐克的哈韋爾、南聯盟的科什圖尼察、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都被西方媒体捧成了一朵朵鮮花，稱他們是“民主派”、“真正的改革者”，選擇他們就意味著“選擇了民主”，就可以“告別貧困”。
五、“民意”調查者
在對象國進行大選的關鍵時刻，西方媒体總要自告奮勇地在當地進行所謂的“民意調查”。這种“民調”帶有明顯傾向性，往往能起到先聲奪人、甚至一錘定音的作用。2005年1月11日的《吉爾吉斯斯坦言論報》刊登一篇題為《革命加工厂》的文章。文章說，西方媒体正在通過“民意調查”，在吉國推行大規模的“洗腦愚民”計划。因為那并非簡單的民意測驗，而是處心積慮的“心理設計与重塑”。進行這樣的測驗，其目的不是為獲取信息，而是在私底下誤導民意。
在2000年南斯拉夫大選之前，西方媒体搶先公布“民意調查”結果：科什圖尼察將取得壓倒性的胜利。這等于先來一個下馬威：假如計票結果和這些民意調查不一樣，那就一定有問題！在烏克蘭大選第二輪投票后，結果還沒公布，西方媒体就宣布，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以較大优勢贏得了胜利！尤先科更是搶先自封為“總統”。當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的正式結果与“民調”結果相悖時，烏克蘭的局勢便驟然生變。
六、輿論操控者
東歐、中亞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均由大選所引起。西方媒体通過大肆炒作選舉“舞弊”，操控輿論，鼓動不明真相的民眾上街游行，最終幫反對派成功翻盤。2000年南聯盟總統選舉之前，西方媒体宣稱：只存在兩种可能：或者是米洛舍維奇敗選，或者是選舉出現了大規模的舞弊行為，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華盛頓郵報》說，“米洛舍維奇肯定打算靠欺騙、作弊獲胜，否則他就不會舉行選舉”。投票剛結束，西方媒体就毫無根据地聲稱米洛舍維奇已經敗選。在南聯盟國家選舉委員會尚未公布任何計票結果的情況下，英國《金融時報》引述英國外交大臣庫克的話說，“米洛舍維奇顯然已經失敗，他應該靠邊站。如果他不愿主動下台，西方將迫使他下台”。
烏克蘭大選期間，當第二輪投票結果不利于親西方的候選人尤先科時，西方媒体就一個勁地指責選舉“不符合西方公認的標准”，“存在舞弊”。但從沒有哪個媒体拿出确切證据，來證明選舉舞弊或哪儿不合標准。第二輪選舉重新投票后，親美的尤先科領先，西方媒体又眾口一詞地說此次投票“接近國際標准”。而當親俄候選人亞努科維奇提出异議，指出重新投票中也存在舞弊現象時，卻誰都裝作沒听見，無人再去接這個茬！當時的烏克蘭總統庫奇馬的女婿平丘克比較了解內情，他評論說：“選舉舞弊在前蘇聯地區是家常便飯。這次選舉兩個陣營都舞弊了，但是西方媒体只指責亞努科維奇，對尤先科一方卻保持沉默。”
七、現場指揮者
在對象國政權更迭的前夜，西方媒体甚至會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直接指揮反對派實施奪權。蘇聯“8·19”事件中，BBC把對蘇廣播時間增加了一倍，達到每天18小時，反复報道葉利欽號召人們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講話和西方國家譴責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消息，呼吁人們支持葉利欽，保衛“白宮”。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進入最后時刻，受西方資助的“魯斯塔維-2”電視台對謝瓦爾德納澤政府遭受圍攻的場景進行現場直播，操縱事態發展。
1988年6月，拉脫維亞非政府組織“赫爾辛基-86”為紀念1941年被逐的拉脫維亞人，計划在里加舉行由5000人參加的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拉脫維亞自身媒体很不發達，但設在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台和美國之音對此積极進行報道。美國之音在10天前就反复廣播示威活動舉行的确切時間和地點，后又及時更改說，因當地有自行車比賽，游行時間推遲一小時舉行。由此不難看出，是西方媒体在指揮這場游行示威。
八、話語壟斷者
西方傳媒的這一角色在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中表現得十分充分。當對象國出現政局動蕩、“革命”形勢到來時，它們便利用自己在新聞傳播領域的超強地位，立馬在國際上發動強大的傳媒攻勢，搶占輿論制高點，控制全球的新聞流動和話語權，或推波助瀾，火上澆油，或強詞奪理，指鹿為馬。同一消息，鋪天蓋地，連篇累牘，不由得你不信！上文提到的捷大學生什米德在游行時被“打死”的消息不脛而走，即使當局讓什米德上官方電視露面辟謠，但全世界還是相信他“死”了，20万人上街了，效應產生了，其它真假与否不重要了。同樣，羅馬尼亞蒂米什瓦拉“大屠殺”事件，明明是偽造的，但經西方媒体的高密度傳播，就變成真的了。在烏克蘭等國的選舉中，西方媒体一哄而上，不容分辯，說你“舞弊”就是舞弊，不是舞弊也是舞弊。反之，是舞弊也是沒舞弊！不要證据，無需核實，它說什么就是什么。
令人無奈的是，這种一手遮天、隨心所欲的特權至今還是話語壟斷者的一种專利，對于這一點，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并積极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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