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战争不可避免"。这个观点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其实，毛泽东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看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认为战争可以避免或者推迟。这个看法发生变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本文拟就毛泽东在认识战争爆发可能性问题上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一初步的研究，以飨读者。

　　 一、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最初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围绕着美苏两极的对峙，国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一些被法西斯占领和统治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越南等等，在苏联红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大战使英法等老牌殖民地宗主国受到严重削弱，而美国在二战中非但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反而发了战争横财。高度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使美国野心勃勃，企图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力量在分合重组中形成新的矛盾焦点。美国从其称霸的战略考虑出发，不断制造苏联"扩张"和"威胁"的舆论，散布国际间的紧张气氛。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使得国际形势骤然紧张。1946年春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一时间造成较广泛的影响。

　　 战后的中国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美苏的利益争夺直接在建国问题上体现出来，因此，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的风也吹到中国。1947年年初，陆定一在《对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中指出："一年多来，由于时局的变化复杂与中外反动派有意广泛散布的武断宣传，截至现时为止，中国民主阵营中还有一些人对于战后国际政治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了解与实际情形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陆定一讲的就是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认识问题。一些人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尤其是一些居于国共之间的民主党派团体和中间派人士，十分担心在建国问题上的国共之争有可能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极力主张调和矛盾，"充当美苏合作的桥梁"。到底怎样判断国际形势，从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摆在战后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毛泽东坚信，广大人民的斗争和民主力量的发展将会保障世界和平。1946年4月22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同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的谈话中也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而，他认为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作斗争，就能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而针对那种认为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悲观论调，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不是战争决定力量"等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心。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随后毛泽东更是以十足的信心说到："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由此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对世界和平的前景是持非常乐观态度的，并明确表述了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际上面临的是美苏冷战局面，中国的大环境也十分险恶。西方资本主义对新中国实施政治制裁和经济封锁，蒋介石国民党又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形势仍然十分紧张。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仍然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就在当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严峻的局势使不少人再次担心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8月23日， 毛泽东听取总参作战室雷英夫的汇报时分析说，朝鲜很想速战速决一鼓而下，把李承晚伪军和美军赶下海，这不可能。战争肯定是持久的，但目前就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能，因为美国还未准备好。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朝鲜战争形势时指出："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国的基础。"从毛泽东的思路看,尽管冷战格局下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达到尖锐化，但他并没有把世界看作"铁板两块"。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反对战争， 争取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倾向。毛泽东把他娴熟的统一战线策略用于国际上确定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朝鲜战争及其结局，更加支持了毛泽东对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乐观估计。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1954年10月23日他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再次流露出了对和平的渴望："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归根一句话，不打仗最好。……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1955年5月26日，在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提出了"和平为上"的主张。他认为："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经毛泽东审阅并同意的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其中就指出；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

　　1958年，我国台湾海峡的局势再次变得紧张。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妄图伺机反攻大陆。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炮轰金、马。一时间，形势非常严峻，仿佛随时都有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甚至当时苏共领导人也感到迷惑。"9月6日，赫鲁晓夫对我炮打金门摸不着头脑，害怕引发世界大战，特派葛罗米柯到北京来探寻究竟。"中共高层领导人向他们分析了形势，"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把我方意图告诉葛，并说明不会打大战，万一中美之间打起来，中国也决心单独承担，不会拖苏联下水。"从这段资料分析,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高层领导应对台湾海峡的局势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有可能扩大为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但也不至于必然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因为只要苏联不介人,战争还是不会超出局部战争的范围。这样的说明当然是让苏共吃定心丸，告诉苏共不必为我们炮轰金、马而担心影响美苏关系。但是，它也说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对局势的发展胸有成竹，对世界大战问题的认识十分清醒。

　　 以上史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十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始终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者推迟。虽然国际国内几次出现情况严峻的局势，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舆论也一再被宣扬，但毛泽东没有被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体现了他的深邃洞察力。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之所以坚信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者推迟，主要是立足对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力量寄予希望。他一再强调：人民的反战力量不断强大和世界民主力量的发展，将会对避免新的世界大战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对毛泽东来说，主观上和内心里极其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期来加紧国内建设。1959年10月I8日，他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有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这个因素,是我们在认识毛泽东坚持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者推迟的思想时，必须注意的。

　　 二、战争不可避免思想的形成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相对安宁的局面的话,那么这种安定局面从50年代末期就开始被打破了。在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整个世界看,局部战争爆发的次数不断呈上升趋势,到6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美苏关系也再度紧张。肯尼迪人主白宫不久，美苏在柏林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了尖锐对立。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是将美苏推到了热战的边缘。与此同时，在东方，美国先后于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进行了两次以中国为假想敌人、代号为"高跟Ⅰ"和"高跟Ⅱ"的核战争演习。并且，它还悍然发动了越南战争。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的发生，更是被视为时局转换的重要关节点。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被中国领导层认为是美国发动新的战争、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危险信号。1965年2月，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3月又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将"特种战争"升级到局部战争。1968年10月和1970年3月美国又先后两次组织了目标包括中国、代号为"高跟68"和"马球帽"的核战争演习。

　　同时，中国的西南部也不太平。l962年印度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从10月20日起，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部发动了大规模全面进攻，在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边境挑衅重起的威胁依然存在。而这个时期，中苏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60年7月16日，苏方突然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了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又加深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1962年4、5月间，苏联甚至在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制造了伊宁事件，引诱胁迫6万余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以后几年，苏联向中国边境派驻的军队由10个师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100万人，战略导弹也直接指向中国。1969年，苏联先后在中国珍宝岛等地制造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在中国周围拼凑旨在包围和封锁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甚至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而当时，蒋介石也趁中国大陆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之际，在美国支持下，企图反攻大陆，蒋军也多次与美国军队联合进行以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在上述种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安全遭受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他的关于战争可以避免或推迟的观点，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且已经迫在眉睫，战争的危险性已十分严重，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发动的世界大战。他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面对强敌压境的紧张情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做出了更为紧迫的估计。在九大前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毛泽东就着重说了准备打仗的问题。不仅如此，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也写进了备战内容："我们绝不可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同他们大打，准备同他们早打，准备同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同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总之，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这一时期，他也反复向外宾谈论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

　　 196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认为整个世界还是要乱的，因为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斗争。问题是怎么个乱法，现在很难说。他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打世界大战，一种是打局部战争。他还表示，"我们是不希望打，但他们要打，我们也只好打。

　　 在国内，他也多次强调战争爆发的危险性，以致于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经济建设计划，把国防放在农业和工业之前，提到了第一位。10月，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是：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准备，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此就不难看出在6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严重估计了。

　　进人70年代，国际局势出现了相对缓和的局面。美国陷入越战的困境中难以自拔，使得越南战争和平谈判取得了新的发展。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出现了良好的转机。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关系逐步转人正常化。同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并且这一时期，中国同西欧和第三世界国家也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对"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有所改变。可以说，越到晚年，他对战争不可避免的想法就越坚定。1970年7月13日，他在同法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你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与时也认为和平是暂时，长久和平不可能。正是由于我国安全面临的来自苏联的这一主要威胁并未消除，国际上两霸的争夺依然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关于战争的这根弦依然绷得比较紧。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仍然很高。

　　 综上所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改变了原先对世界大战爆发可能性的判断。这个变化有着十分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了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很多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还未及时跟上历史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受到革命和战争的时代主题认识的束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抗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因此，形成战争必然爆发的判断，具有主观认识的基础。从客观上看，世界范围的局部性动荡此起彼伏，不安宁的因素也确实存在。尤其是中国边境地区频受威胁的严峻情况，加剧了形势的紧张感。而六十年代中苏冲突的激化，在某种程度上又增加了中国的压力。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严重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分化"、"西化"策略咄咄逼人。各种不可预测的变数埋伏着诱发战争的根苗。毛泽东之所以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正是这种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三、"战争不可避免"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密切关系到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战争还是和平，直接影响到国内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毛泽东60年代所形成的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对中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导致国内政策的重心逐步从立足于和平建设转向突出地强调备战。毛泽东对于经济建设的布局也作了重大调整，把大规模的备战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开始有计划地加强"三线建设"。这样，在国内经济建设上战备就放到了压倒一切的地位，其他都退居到了从属地位。

　　 所谓的"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在中国三线地区开展的一场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体的经济建设活动。三线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我国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核心内容。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耗资2050多亿元和几百万人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我国基本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在对战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估计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疯子"硬把战争，包括常规战争与核战争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毛泽东要求全国上下抢时间争速度，全面加强国防建设。1964年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改变了原先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突出位置、被称为"吃穿用"的计划宗旨。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中国领导层加重了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并立即修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防被提到了第一位。10月，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是：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准备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其实就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在新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国防开支比重在60年代不断增加，1962年就达57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8％。此后，又因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边界冲突，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国防费支出又连续上了两个大台阶。l965年全军总数增至500万，并且多年处于一种临战状态，成千万居民也在构筑人防工事，而工业建设也是按战备的观点来指导的。再加上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按照大、小三线和"山、散、洞"规划工业布局，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大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并且还留下了长期经济效益低下的严重后遗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人类迎来了一个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巨大浪潮。二战以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从美国开始逐步扩大到西欧、日本以及其它国家，于60年代初达到高潮。这些国家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实行大规模的投资政策，使传统工业获得了高速发展，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也是在这个时候抓住了发展的契机，迅速增强了国力。而中国却在"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思想的指导下，一味地强调国防，又将经济工作重心转人封闭偏僻的三线，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从而错过了一个极好的经济发展机会。后来的现实证明，新的世界大战并没有爆发，而中国却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而与这腾飞的机会擦肩而过，使得她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我们以为，对于"战争不可避免"思想对中国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历史证明，我国由此受到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中国的确存在着强敌人侵的危险。不管是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曾设想动用原子武器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或者是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还是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叫嚣"共产党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等事实，都对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逼迫下，毛泽东坚持"战争不能避免"，指导中国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对保卫国家安全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尖端武器的发展上，更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要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尖端武器，加强国防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在毛泽东大力发展尖端武器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导弹、核武器研制工作，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着。1964年我国不仅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巨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1966年10月，我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一系列成就使全世界为之瞠目，而这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结果。这些成就也标志着我国的国

　　防现代化建设事业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台阶。

　　历史已成过去，时代的车轮仍在永不停息地向前滚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他经过多年冷静的思考，以求实的精神恢复了毛泽东"两种可能性"的科学论断，进而把"两种可能性"的侧重点放到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延缓直至"在较长时间内可能防止"上。他在1985年6月4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近的着法。"到1989年，随着形势的更加明朗化，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他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正是在这样的正确判断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呈现出一派大限生机的良好前景。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觉到科学、准确和清醒地判断国际形势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极高的智慧。 20多年来，党中央清醒观察和冷静应对瞬息变幻的世界局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的有利时机，实现了国民经济腾飞的战略任务。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汲取取。

　　 （《军事历史研究》供稿）